科幻学人专辑 | 贾立元：“晚清科幻小说”概念辨析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个人简介：贾立元（飞氘），科幻作家，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中国科幻大片》、《去死的漫漫旅途》等。

在晚清社会，对“科学”的尊崇与对“小说”的重视，共同催生了域外科幻作品的译介和本土科幻创作的诞生，但当时并无“科学幻想”一词，目前学界对用何种概念指称这批作品也存在分歧。文本将对现有的命名策略做简要回顾和分析，并梳理晚清知识精英对“科学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等几类标签的使用情况，分析它们之间彼此转换的通道，以及其中蕴含的“科学”与“幻想”之间的张力，以期呈现“晚清科幻小说”这一概念的历史逻辑。

一、历史遗产与命名分歧

近代以来，中国落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天朝上国的幻觉开始瓦解，“物竞天择”的观念迅速传播。为救亡图存，进步的知识精英努力学习西方文明，希望改革上层制度、教育底层民众。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先进的西洋科技渗透进日常生活，冲击了国人的思想观念，重塑了人们脑中的宇宙图景和思考方式。开明之士感受着现代科学方法论的合理性，并为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所鼓舞。进化论史观、殖民探险活动、天文学探索、现代医学和心理学知识的传播、镭等新元素及X光的发现等等，为人们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

与此同时，千百年来在文学等级体系中处于末流的“小说”，因其大众亲和力而开始得到重视，被文化先觉者们视为启蒙利器。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小说》，发动“小说界革命”，开启了清末十年小说蓬勃发展的势头。现代新知激活的新梦幻与小说就此相遇，以“小说”来诱发民众对“科学”与“未来”的热情遂成一时风尚，梁启超、青年鲁迅、吴趼人、包天笑、陆士谔等近代文学史上的名家都或多或少卷入其中，译介、创作了一批带有科幻色彩的小说。

不过，虽然这些作品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主题（乌托邦、高科技战争、外星殖民等）、新的人物形象（科学家、兼具发明家身份的圣君贤王等）、新的时空环境（云端、海底、地心、地外行星等）、情节驱动的新道具（气球、潜艇、X光等）以及新的形式与技巧（通过昏睡躲过衰老和死亡而抵达“未来”、以问答体解说新世界等），但受时代局限，它们的艺术成就普遍不高，很快被后世遗忘，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重回研究者的视野，并常被视作中国科幻的起点而得到论述。[1]不过，在用何种概念指称这些作品方面，研究者存在着分歧。这是因为，晚清时期尚无“科学幻想”一词，只有“科学小说”、“理想小说”等相关度较高的概念。面对这一事实，研究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第一种是直接采用现已较为通行的“晚清科幻”一词。这样只要能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义，就能以开放的姿态遴选作品，而无需在名实之辩中纠缠不清。但在给出自己的定义前，许多论者总要先简要回顾一遍世界科幻史，就中西“科幻”定义做一番概述，不仅造成无益的重复劳动，也引出疑问：“科幻”这一概念本身就不乏分歧，[2]该采纳哪家说法作为标准，以此审视晚清小说？其合法性何在？晚清若有“科幻”，则明代、宋代是否也有“科幻”？即便是对具体作品的甄别，论者也时有犹豫。以《新中国未来记》（1902）为例，梁启超自称是“政治小说”，其中也确无对科技的展望，但它首次将线性时间观下的“未来”视野引入中国小说，以六十年后盛世场景开篇，含有乌托邦意味，能否归入“晚清科幻”范畴？对此，同一论者亦有说法不一之时：吴岩在《科幻文学论纲》（2011）中称之为“未来小说”，而在《科幻六讲》（2013）中又认可它是“以政治科学为主题，畅想中国未来政治发展和政治未来的科幻小说”。[3]

《新中国未来记》  ▲

为避开上述疑虑，一些论者采取第二种策略，即以“科学小说”来指称研究对象。看上去，这更贴近历史本来面目，且从字面上看，“科学小说”也可视作英文“Science Fiction”的直译，故具有涵盖“科学幻想小说”的潜力。但这样做仍要面临筛选的问题：何为“科学小说”？是否以作品在当时被实际贴上的标签为判据？下面两个例子有助于说明此方案在文学史研究中遇到的困难。

在《小说林社研究》中，栾伟平虽采纳“科学小说”一词，但也注意到晚清划分小说类型的随意性：同一种小说，经常被不同出版社、或在同一家出版社的不同时期划分为不同类型。“科学小说的划分更是混乱，曾被归入理想小说、冒险小说、工艺实业小说、滑稽小说等多种类型中。”她自己所定义的“科学小说”必须包括科学和幻想两种成分。“单纯宣传科学原理或者只配有简单对话的科普文章不是科学小说；纯粹的幻想故事，而无丝毫科学成分的，也不算科学小说。”[4]不过，被如此重新定义过的“科学小说”与今天所理解的“科学幻想小说”已无实质区别。这种处理，固无不可，却不能说比“晚清科幻”更严谨，因为“科学小说”，也确实曾被用于指称“单纯宣传科学原理”的小说。以吴稚晖的《上下古今谈》（1911）为例，这部作品没有幻想色彩，最多只能算是科普小说，在却曾被当作“科学小说”的典范：“中国还没有一部可取的科学小说，除了吴先生的《上下古今谈》上编以外。”[5]《晨报副刊》记者的这种极端态度，说明他和栾伟平所想的并不是同一种“科学小说”。

 吴稚晖 ▲

另一位青年学者林健群的两篇论文，同样反映出研究者选择概念时的犹疑。他的硕士论文《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是较早对这一题目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至今仍为不少人引用。在使用“晚清科幻小说”一词时，他承认：仅从语法层面上看，“科学小说”与“科学幻想小说”本应指涉不同类型作品，但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它们又常指同一类作品。至于晚清的“科学小说”，就其推动者的初衷而言，侧重于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当代的“科幻小说”不甚相符，但就作品实际面貌而言，它又涵盖了幻想成分较重的作品。[6]不过，到了博士论文《赛先生来之前——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谱系》中，他又改用“晚清科学小说”的说法，试图回归小说家的创作初衷。但是，该如何解释其附录“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编年目录（1851-1919）”中出现了《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政治小说”呢？[7]此外，若认定晚清作品不宜以今天通行的“科幻小说”命名，则其论文的英文题目译为Science Fictions in Late-Qing Dynasty也成了问题。

显然，完全依从当时人的用法，并不会减少理论上的困难。因此，又有第三种策略，即别立名目。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对晚清Science Fantasy（中译本为“科幻奇谭”）的研究早已为人所熟知。所谓“奇谭”，强调的是传统神魔元素与现代科技交织带来的类型混杂特征。这固然突出了作品叙事效果的自我背反（宣称科学却又大谈神秘），却不足以彰显作家们的叙事初衷（宣传科学的努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概念背后，仍暗含了一套何为“科幻”的预设，乃是以1930年代才开始在英语中流行的“Science Fiction”为标准来考评1900年代的汉语写作实践，[8]若由此得出科幻“成色”不足的印象，则实为一种错位。

也有论者采用“未来小说”的概念。[9]但“未来小说”一词同样不曾在晚清出现过，学理上并不更为周严。况且，“未来”本是“科幻”重要而非唯一的主题，只要定义适当，“科幻小说”完全可以覆盖绝大多数“未来小说”，反之却无法成立。[10]

总之，晚清那些想象科技和未来的小说，贴着各式标签，不论将其追认为“科幻小说”，还是以“名从主人”的姿态坚称其为“科学小说”，或别立名目，都难以在理论上做到无懈可击。面对这一状况，除了分析晚清小说中的想象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还有必要分析当时几种相关小说标签的具体使用情况，以呈现“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近现代的萌发及生成逻辑。

二、小说新民与标签蔓衍

晚清时局动荡，推动着中国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型。甲午之后，人心思变。为教育蒙昧的民众成为合格的现代国民，严复、夏曾佑、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士开始注意到“小说”的价值，认为小说是欧、美、日文明日进的重要推动力。[11]对“小说”与国运之关系的思考，促成梁启超在1902年发起“小说界革命”：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人格等皆受其影响，国人的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等思想就是被旧小说所教成，“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2]这一有力论述应时而生，迅速引起强烈反响。小说地位一跃而起，有人甚至认为“使孔子生于今日，吾知其必不作《春秋》，必作一最良之小说，以鞭辟人类也。”[13]

与功利化小说观相伴的，是大量小说标签的诞生：政治小说、理想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历史小说、侠情小说、立宪小说、虚无党小说、写情小说……众多的名目反映了对小说社会功能细化的期待，所谓“一种小说，即有一种之宗旨，能与政体民志息息相通”。[14]比如，“军事小说”可以“养成国民尚武精神”，“冒险小说”可以“激励国民远游冒险精神”。[15]这其中，本土稀缺的新类型尤其受到推荐。“观西人政治小说，可以悟政治原理，观科学小说，可以通种种格物原理，观包探小说，可以觇西国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险诈诡变，有非我国所能及者。故观我国小说，不过排遣而己，观西人小说，大有助于学问也。”[16]

虽说如此，一部作品往往都有多重面向，难以用单一标签限定。因此，各类小说标签所指称的作品范围，既有重叠，又不能完全互相取代。实际上，数目之多已经说明了标签的流动性和含混性，其中一些，如“科学小说”、“哲理小说”、“政治小说”、“理想小说”，有着较近的亲缘关系，而“科学幻想”的意涵就孕育其中。

据长山靖生考证，早在1886年，日本就有了“科学小说”的概念。“宪政之神”尾崎行雄在为末广铁肠的政治小说《雪中梅》所写的序言中写到：“理论上的主义寓于小说中始于本世纪之初。譬如政治小说、又如科学小说。”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小说”都作为Science Novel的译词，并与“政治小说”保持着亲密关系：明治时代的不少政治家，为宣扬民权或国权，都曾创作过描绘理想世界、未知世界或平行历史的想象性作品，如尾崎行雄的未竟之作《新日本》、矢野文雄的《浮城物语》以及加藤弘之的《二百年后的吾人》。[17]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对明治时期的“政治小说”大为赞许：“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不徒小道可观，实国民政治思想发达之一助也。”[18]可见，“政治小说”是先觉者对蒙昧民众的政治动员，形为小说，实为大道，因此最为他看重。

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0号的《格致学沿革考略》一文中，梁启超首次正式使用“科学”一词。在晚清其他写作者笔下，此时也开始出现一股放弃“格致”而改用“科学”的潮流。[19]稍后的《新民丛报》第14号，预告了即将登场的《新小说》计划刊载的几类小说，其中之一即为“哲理科学小说”，其宗旨为“专借小说以发明哲学及格致学”。被归入此类的，包括柏拉图的《共和国》、莫尔的《乌托邦》、矢野文雄的《新社会》、埃留的《世界未来记》及凡尔纳的《月世界一周》、《空中旅行》、《海底旅行》。[20]在这里，政治乌托邦与科幻小说被视为同类，预示了此后几类小说标签的纠葛。

托马斯·莫尔  ▲

接下来的第17号上，“哲理小说”与“科学小说”各自独立，分别对应《世界末日记》与《海底旅行》（即《海底两万里》）。[21]据笔者所见，这是“科学小说”一词在汉语中首次独立出现，但此时读者尚未见到小说原文，难知究竟。稍后问世的《新小说》保持了这一对应关系，“科学小说”在凡尔纳的示范下正式与汉语读者见面，与梁氏“专欲发表区区政见”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交相辉映。[22]到了1903年《新民丛报》第27号上，此前在第14号上被归入“哲理科学小说”的《新社会》，则变身为“理想小说”《极乐世界》。这可能是“理想小说”的最早出现。至此，与科幻小说相关的几种主要标签悉数登场。

《海底两万里》（即文中的《海底旅行》）  ▲

看起来，在梁启超等人心中，作为小说标签的“哲理”、“科学”、“政治”、“理想”等，并不具有严格的区隔功能，反而彼此相通，且都服务于新民大计，或者说，正是这一终极目的，使标签的悄然互换成为可能。

首先，“政治小说”与“理想小说”均源自对现实的不满，前者必然含有理想色彩和未来指向，后者也常含政治内容。例如，《新中国未来记》被当时读者视为“乌托邦之别名也”，[23]而“理想小说”《极乐世界》，则“意欲破旧社会之一切制度，而行大同之法”，[24]也可视为一种政见的发表。又如，《绣像小说》于1905年刊载了贝拉米的乌托邦名作《回头看》，发表时标为“政治小说”，出版单行本时改标为“理想小说”。

其次，“理想小说”又与“科学小说”关系紧密。“理想小说”不等于描写理想世界。“读《世界末日》，胜于读《五行志》：一理想的，一非理想的也。”[25]:威尔斯的《火星与地球之战争》也被标为“理想小说”。[26]包天笑所译的“理想小说”《千年后之世界》被称赞：“以高尚之理想，写惨恶社会之堕落，以发见光明世界大旨……凡物理、心理、伦理学之精微，及宗教社会世界之观念，莫不应有尽有”。[27]外星入侵、世界末日、惨恶社会，均非理想世界。因此，当时的“理想小说”大约有两层意思：写作动机源于高尚的理想；写作方法是根据某些学理而推衍想象。其中，第二层意思已与今日的“科学幻想”相当接近，因为当时的种种学理都要开始经受“科学”洗礼，同时，缺少“科学”的未来理想世界也不可信。因此，“理想小说”又常与“科学小说”混用。“科学小说”《梦游二十一世纪》就被如此推荐：

我国谓极盛之世在已往，泰西谓极盛之世在未来。已往则不可复见，而志气因以不振；未来则亟欲其至，而希望因以愈浓。此中西强弱之所由判也。是书本希望未来之旨，摹拟后一世纪之进步……[28]

然则考以往，观今世，以逆料将来，其可知之数耶？不可知之数耶？无可知之事，有可知之理。据所已知，以测所未知，初非托诸虚诞也。[29]

《火星与地球之战争》  ▲

《梦游二十一世纪》  ▲

当进化论成为公理，对理想世界的期待就从追慕过去转向憧憬未来，《新中国未来记》这样的作品才可能问世。至于揣度未来之法，当然只能依靠“科学”。可以说，梁启超那只写了数回便夭折的“未来记”若真要一路讲下去，不同时变成“科学小说”也是无法想象的。有意思的是，他设想中的中国富强后与白种人的大冲突情节，[30]被“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写了出来，后者强调：

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虽然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31]

第三，“科学小说”与“哲理小说”本就从“哲理科学小说”分化而出，自然关系不浅。在“哲理小说”《世界末日记》中，梁启超就看到了“科学上最精确之学理，与哲学上最高尚之思想”，即“科学”（进化论）与“哲理”（大乘佛教）的相通性。[32]“定一”也认为：“哲理小说实与科学小说相转移，互有关系：科学明，哲理必明；科学小说多，哲理小说亦随之而夥。”[33]小说林社亦视“科学小说”为“启智秘钥，阐理玄灯”。[34]

第四，“科学小说”与“政治小说”也彼此牵连。邓毓怡认为“政治小说”本是“科学小说”的一个子类：“科学小说：科学包括甚广，但如政治等，既自为一类，自宜特别出之。其余格致科学尚多。”[35]也有人期待凡尔纳的“科学小说”《铁世界》能直接发挥政治动员的功能：“我刲之不痛、剐之不觉之支那人，以效虎伥狐媚于彼族者何心耶？”“吾支那人而尚有未死之心者乎？亟读是书，以为前途之奋励焉可。”[36]

不仅如此，科学更是破除迷信、重塑国民理想之道，本就是政治议题中应有之意。《月界旅行》的广告称：“中国民之不肯研新理、设奇想者，在国民脑中全无科学感觉。是书即为科学小说，专启发国民新理想。”[37]1906年的《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一文更说得清楚明白：

思想犹光线也。无数之光线，范以聚光镜，则汇于一点；若以粗劣之质承之，则散漫而无所归宿。科学者，思想之聚光镜也。……循公例，明界说，精诚所至，金石可开。否则，以好奇之心，发为不规则之谬想，横溢无际，泛滥无归，如我国旧小说之所演述者，诚不足当格致之士一噱也。……

呜呼！物理学之不明，生理学之不讲，心理学之不研究，乃长留此荒谬之思想于莽莽大地、膻膻群生间，其为进化之阻力也无疑。……惟科学则与此等谬想实为大敌，实有不容并立之势……准此推之，以真理诘幻状，以实验捣虚情，虽举国若狂，万人同梦，而迎刃以解，涣然冰消。是故科学不发达则已，科学而发达，则一切无根据之思想，有不如风扫箨、如汤沃雪者哉？

盖思想虽可以造世界，而世界之光明与黑暗，全视其出入于各科学为比例差。故同此思想之能力，在我国人所贻笑荒谬者，苟以科学之理求之，亦终有可达之目的。……而今而后，倘科学大进，思想自由，得以改良小说者改良风俗，则将合四万万同胞鼓舞欢欣于二十世纪之新中国也。[38]

《月界旅行》  ▲

在万国争雄、不进则退的时代，国民应树立何种理想，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政治议题。中国传统小说也有“理想”，但常荒诞不经、妄谈鬼神，荼毒人心，如今需要经受“科学”的改良，把有害的谬想变成有用的发明，哪吒的风火轮，便可以变成现实中的轻气球。这种论调，不但在当时获得相当的共鸣，[39]亦在后世不断得到回应。事实上，“科学”与“幻想”在“小说”中的纠葛与冲突，构成了20世纪中国科幻发展的核心问题。这里不能就此过多展开，仅以《中国大百科全书》（1986）这一知识权威的相关定义为例说明：“科学幻想小说……所描述的是幻想，而不是现实；这幻想是科学的，而不是胡思乱想”。[40]

也正是这一核心问题的反复出现，使我们可以在“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概念尚未出现的清末，辨识出中国科幻小说事实上的萌发：当时的文化精英，已经开始要求用“科学/哲理”来重新安排“理想/幻想/梦想”，其行动带有政治性，指向则在于民族之“未来”。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新现象，其结果是，“哲理小说”、“科学小说”、“理想小说”、“政治小说”等范畴多有重叠，存在着彼此过渡的通道。这其中，梁启超大力提倡的“政治小说”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多少响应，[41]而前三者都可追溯到最早的“哲理科学小说”，并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分担了“政治小说”的功能。当然，“政治小说”未必描写未来，“理想小说”可以大谈仙佛之乐，[42]“科学小说”也不一定要有幻想成分（如前已述及的《上下古今谈》）。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标签，都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科幻小说”，但在它们的交叉与互动中，本土的科幻叙事已经破土而出。

三、破旧立新与内在张力

文学观念的革新，能推动创作面貌的改变，但不等于创作实绩的立现。晚清科幻小说的情况也是如此。

一方面，“科学小说”的支持者誉其为普及科学的最优载体。这种看法在“小说界革命”之初尤为常见。以1903年出版的几部译作为例。《铁世界》的译者包天笑认为：“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世有不喜科学书，而未有不喜科学小说者，则其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43]《空中飞艇》的译者“海天独啸子”鼓吹：“使以一科学书强执人研究之，必不济矣。此小说之所以长也。我国今日输入西欧之学潮，新书新籍翻译印刷者汗牛充栋。苟欲其事半功倍、全国普及乎？请自科学小说始。”[44]《月界旅行》、《地底旅行》的译者周树人感慨：“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45]

周树人 ▲

在这种舆论氛围中，科幻小说不但出现在各类小说期刊上，还在《科学世界》、《科学一斑》等科学期刊上不时露面，给读者带来新的审美体验和阅读趣味：“吾读《海底旅行》、《铁世界》而亦崇拜焉，使吾国民而皆有李梦之科学、忍毗之艺术，中国国民之伟大力可想也。”[46]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有着读者的期待及域外作品的示范，本土的科幻写作尝试却并不理想，没有留下什么传世佳作。这其中有文学大环境方面的原因。如陈大康所说，近代小说的社会功能被过度夸大，背负了“改良群治”的重负，同时，报刊连载的形式、回报可观的稿酬又令作者仓促落笔，来不及对剧烈变化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进行深入思考和从容处理。经济利益驱使略识外文者率尔操觚，以译书为业，稍通文墨之人也可随手成章，结果是，近代小说“数量虽极为众多，但要在其中找出一二部杰作却是件困难事”。[47]

除了这些普遍性的问题，科幻小说的发展还面临着特殊困境。

首先，由于历史局限，许多晚清小说作者，没有受过系统的科学教育。以《新石头记》的作者吴趼人为例，他曾在江南制造局学习工作14年，从事抄写和绘图等工作，日夜与西学打交道，“于学问门径，亡所不窥”，[48]但他在读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西书后，深感条理不惯、命名无定、义理不明等，“开卷茫然者十常八九”。尽管他学到一些科学知识，却常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余下的只得靠自己臆测，“恨不能遇格致之家而一扣之”。[49]在这种不利条件下，要想写出媲美域外科幻的作品，确实不易。

其次，当科幻小说被视作科普工具时，其自身的内在张力就会凸显。“理想”固然应该被“科学”重铸，但“小说”能否胜任这一任务？人们各有主张。“侠人”认为：“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中占第一席。”[50]林传甲说得更极端：“近日无识文人，乃译新小说以诲淫盗，有王者起，必将戮其人而火其书乎！不究科学，而究科学小说，果能禅益民智乎？是犹买椟还珠耳。吾不敢以风气所趋，随声附和矣。”[51]抛开个人情绪不谈，“科学”与“幻想”的张力，确实给读者带来了困扰。《新世界小说社报》提醒人们，读“新小说”须有新眼光：

无格致学不可以读吾新小说。新小说有夺瓦特之锤，以造新器者：天上可以鼓轮，海底可以放枪，上碧落而下黄泉，幻言也见诸实事。不解此理，则读《地心旅行》，必以为土行孙复出矣；读《空中飞艇》，必以为孙悟空复出矣；读《游行月球》，必以为叶法善复出矣。惊人工为仙术，指至理作危言，恍惚迷离，无有是处，辜负吾新小说。[52]

本来，小说应该传播科学知识，结果却要先懂得科学才能欣赏小说之妙。如此一来，普及科学的前提就难以成立了。事实上，钟骏文这样的读者，面对“科学小说”《黑行星》时确实感到无措：“全书叙一黑行星与太阳冲突，将太阳外壳冲破，其元质便流散地球，焚烧殆尽。此外别无事实。科学家或有意味可寻，非小说家所能索解也。”[53]而洪炳文这样喜欢钻研机械制造特别是空中飞行技术的读者，面对凡尔纳笔下用巨型炮弹载人登月的情节，却又挑出了别的毛病：“人身在炮弹中岂不闷杀？在炮中发出岂不热杀？飞行空中岂不震杀？而人反喜而阅之者，以人情喜新，不责以理想也。”[54]

黑行星冲击太阳 ▲

广受嘉许的凡尔纳尚且难逃苛责，本土科幻自然更难受到垂青。“碧荷馆主人”在讲述未来战争故事之前，批判了一番从前的小说家只能以史书或实事为蓝本而不曾写过未来之事，但他所能想到的正面榜样也仅有两部译作，对本国同类作品只字不提。[55]X这也就难怪“新小说丛报社”在征集小说时，对“国民小说”、“理想小说”等类型的要求都是“或著或译”，而对“科学小说”的要求却是“专译外国”了。[56]

科学素养不够的读者可能难以欣赏，科学素养足够的读者又可能觉得荒唐，“科学小说”左右为难，加之表现欠佳，科普功用论自然难以服众。实际上，“小说界革命”之后，晚清小说急速发展，泥沙俱下，很快激起批评之音，包括对草率成文的责斥和对功利化小说观的反省，其中当然也不乏对“科学小说”的负面评价。1907年，注重小说审美面向的《小说林》创刊，主编黄人对动辄宣传“改良社会”的小说大表不满：

国民自治，方在豫备期间；教育改良，未臻普及地位。科学如罗骨董，真赝杂陈；实业若掖醉人，仆立无定。独此所谓小说者，其兴也勃焉。……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学步载途。以音乐舞蹈，抒感甄挑卓之隐衷；以磁电声光，饰牛鬼蛇神之假面。[57]

稍后，周作人也发表了类似意见：“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在他看来，小说的真正力量在于“移人情”，那些想要用“历史小说”普及历史知识的人，“不知历史小说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更何况，“吾国考古之学不兴，文献荒废，古代情状艰于取征，虽欲为良小说，势不可得。……此他科学、教育诸色小说，例皆视此。”[58]

不过，恰是这种“以磁电声光，饰牛鬼蛇神之假面”的时代怪象，佐证了“科学”在当时的威名，也帮助我们看清中国科幻的起源时段。

出于民族自尊心，晚清一些论者曾试图说明《镜花缘》、《荡寇志》等小说属于或接近“科学小说”。[59]确实，中国古代有着壮丽恢宏的神话传说，也不乏偃师造人、鲁般造木鸢、奇肱国飞车等技术幻想故事，明代李渔也写过以西洋望远镜为情节驱动的才子佳人小说《十二楼》。近代之后，又有《荡寇志》（1853）这样将白人发明家植入宋代的水泊梁山，熔炼军事技术狂想与神魔斗法于一炉的故事。不过，这些作品虽揭示了本土幻想的发展脉络，但“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诞生，却只有等到甲午之后，科学精神、实证主义、理性主义、进化论史观等现代思想开始震荡人们的头脑，要对前科学时代不羁的“幻想”进行规训和收编之时。

鲁般造木鸢 ▲

 偃师造人 ▲

这种规训以批判旧小说为前提，以塑造新小说为目的。庚子拳乱之后，很多人将愚民惑于妖邪归罪于旧小说。邱炜萲就称：“神怪之说，支离莫究，尤《西游记》、《封神传》绝大隐力之发见矣。”[60]“改良小说会”也认为：

小说好记神怪，或升天成佛，或祝福忏凶，或学仙而得异术，或战斗而用秘宝，诡怪相眩，唯恐不奇。白莲、八卦诸会匪，屡惑于此，因以作乱。至庚子而拳匪之变，几沼中国。观其神人附体，传授宝器诸说，无一非来自小说。[61]

在这种谴责声中，小说家若要名正言顺地书写奇谭怪想，炫示秘宝高强，就必须托“科学”之威名。《新纪元》（1908）描写1999年的世界大战，虽明显套用传统神魔小说的斗法模式，让战斗双方不断拿出“洞九渊”、“追魂砂”等名目玄奇的法宝，但作者对各路神器一一解说：于某年由西国某科学大家发明。小说林社曾为此书做的广告也提醒读者：“假科学之发明，演黄白之战争。所用器具，无识者见之，几疑为王禅老祖与黎山老母之法宝，故类皆注明年月姓氏及用法效果。善记忆者，当知其所言非虚。”[62]因此，读者绝不会在书中看到神仙法术，带领科学家将领们上天入地的必定是气球和潜艇。至于《新七侠五义》（1909）这样的武侠故事，也为大侠们配上了“汽船”、“电光剑”、“电光石”等先进装备，大概非如此不足以让新时代的英雄惩奸除恶、树立威名，而这一切“皆从生、光、化、电各科学中所发明者，吾中国将来科学进步，发明各种器具，安知不与此书吻合。”[63]

当然，“科学”之规训，常浮于表面。例如《双灵魂》（1907），讲的是某印度人死后灵魂闯入某中国人脑中而有一人两魂之事，显系寓言之作，作者彭俞却编出一套“电学”理论：“正电”和“负电”之外，尚有“养电”，能贯通万物，但“二心人”心中有“魔质点”，使灵魂成“阻点料”，诸如此类。故事讲完，作者意犹未尽，又在文末所附的《培植灵魂说》中大谈“魂魄”及天堂地狱：

世之言电者，一则曰电气，再则曰电力。世之言魄者，一则曰气魄，再则曰魄力。然则电即气也，气即力也，力即魄也，无疑义也。故吾谓之为电魄。

灵魂属阳，无原质，轻清而上升，电魄属阴，系有体积之物，重浊而下降。故曰：“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64]

其实，以“电学”释鬼神，非晚清中国所独有。在《妖怪学讲义》中，井上圆了如此评述：“自电气说行世以来，一时彼此皆归于电气之作用。苟有难解之妖怪不思议，悉谓之电气作用，是恰如中古以不可知者，尽归于神。”[65]世间妖怪要托庇于“科学”，既表明了“妖怪”的顽强不屈，又昭示了“科学”的威名日盛。作为小说中幻想元素的合法性来源，“科学”也被各路小说家纷纷借用、模仿、挪用，甲午前后本土科学想象的重要分野由此而生，中国科幻小说的首轮浪潮因以而起。

《妖怪学讲义》  ▲

余论

毋庸讳言，“晚清科幻小说”这一概念，显然是一种谱系的“发明”，是中国科幻小说发展成熟后对自己身世起源的追溯。事实上，只有靠这种“后见之明”，我们才可能识别出“科幻”在20世纪初中国的对应物。反之，若没有为“中国科幻”发明谱系的意识，研究者的目光将重新聚焦史料，提出的将是另一个学术问题。

在凡尔纳生活的时代，还没有Science Fiction这个概念，所以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一名科幻作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今天被视为这一小说类型的最卓越代表。[66]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也不必谨小慎微地避免用“科幻”来指称晚清作品，相反，应该搁置定见，让这些作品帮我们重新理解“科幻”的含义。从构词法上来看，就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自己的历史实践重新定义了“社会主义”一样，“晚清科幻”的前置定语“晚清”也已经蕴含了早期中国“科幻”的特异性方面，无需再用“科幻奇谭”等词来特别强调了。

上世纪初，科幻还没有成为一种成熟和自觉的小说类型。当时的中国作者，有更多的自由来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去安排“科学”和“小说”的联姻。他们从书报上断章残片式的“新知”中得到灵感，用新的目光打量着外在的宇宙和内心的灵魂，展开奇思妙想，带读者飞天下海，在艰难时世中憧憬世界大同，抒怀心中苦闷。在这个过程中，以真实为追求的“科学”与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之间的相遇，提出了如何安置“幻想”因素的问题。这一问题，驱动着几种有亲缘关系的标签不断经受历史的检验，通过淘汰、变异、组合，最终在1940年代催生出了“科学幻想小说”这一概念。[67]

当然，科幻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移植和生发，涉及了法语、英语、日语、俄语、汉语等多语种间持久的“跨语际实践”，牵连着“科学”、“文学”等重要概念在中国现代进程中不同时期的复杂意涵。因此，若要从语言学和概念史的角度入手，考察汉语中的“科幻小说”概念的流变，是颇有难度的。本文所做的，只是一点初步的讨论，更深入的工作只能留给将来。

至于“晚清科幻小说”，不妨考虑一下长山靖生论及日本SF起源时的意见：

观念与体裁性的作品诞生不会没有关系，但未必是同一的……需要我们怀着深深的感动认识科幻作品先于科幻概念之前诞生这个事实。

通过未来小说，将“未来”如同确定的过去一样展现出来。这正是人们以坚定的信念驾驭“现在”、生存下去的意志表达。对与古典科幻息息相关的那一时代的人们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是一种思想和生存方法，那就是：未来的可能性掌握在自己手里。[68]

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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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在鲁迅、阿英等中国小说研究的早期奠定者笔下，晚清科幻作品鲜能获得一席之地。在《中国小说史

略》中，鲁迅仅在论及吴趼人时列出《新石头记》而未置一词。坚持“写实”标准的阿英在《小说闲谈》和《晚清小说史》中虽对晚清科幻稍有涉及，但总体评价不高，对其中的幻想成份大加诟病，完全否定其艺术成就。民间独立学人杨世骥的《文苑谈往》（1945）虽然承认此类作品在清末的受欢迎和巨大影响，却仍对《新石头记》里的乌托邦描写予以否定，认为是幼稚的拟想。1980年代，叶永烈、武田雅哉等人为查找中国科幻起源，重新发现了《月球殖民地小说》等作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5页。阿英：《小说闲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第236-238页。阿英：《小说闲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9页。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70页。杨世骥：《文苑谈往》，北京：中华书局，1945年，第 91页。叶永烈：《清朝末年的科学幻想小说》，《光明日报》1981年8月7日。武田雅哉：《清末科学小说概述》，《科学文艺》1981年第4期。

[2] 吴岩主编：《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3-29页。

[3] 吴岩：《科幻文学论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吴岩：《科幻六讲》，南宁：接力出版社，2013年，第24页。

[4] 栾伟平：《小说林社研究（下）》，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4年，第205-206页。

[5] 《访吴稚晖先生》，《晨报副刊》1923年第86号。

[6] 林健群：《晚清科幻小说研究（1904-1911）》（硕士论文），台北：中正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8年，第16-22页。

[7] 林健群：《赛先生来之前——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谱系》（博士论文），新竹：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2013年。

[8] 1926年，雨果•根斯巴克在其创办的《Amazing Stories》中提出了现在普遍接受的“science fiction”一词，并通过1929年创刊的《Science Wonder Stories》普及而实现大众化。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页。

[9] 赵毅衡认为：“未来小说常有科幻内容，但并非科幻小说。有强烈文化内容的科幻小说，即所谓‘社会科幻小说’（Social Science Fiction），可归入未来小说讨论。”参见赵毅衡：《中国的未来小说》，《花城》2000年第1期。赵毅衡：《二十世纪中国的未来小说》，《二十一世纪》1999年12月号。但是，赵没有说明除去“社会科幻小说”以外的“未来小说”是什么，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未来小说”只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子集。

[10] 此外，还有“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和“晚清非写实小说”的提法。前者避开了对小说类型命名的问题，但不能覆盖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这类描绘灵魂与身体问题的作品，后者则太过宽泛，模糊了“科幻”与其他非写实小说（如神魔小说）的重要区别。朱军：《建构儒托邦：晚清儒学与新小说的乌托邦想象》（博士论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14年。刘祥安：《晚清非写实小说研究》（博士论文），苏州：苏州大学中文系，2007年。

[11]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导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54-70页。

[12]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1902年第1号。

[13]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号。

[14]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7-48页。

[15]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16]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10页。

[17] 长山靖生：《日本科幻小说史话》，王宝田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31-32页，

[18]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自由书》。参见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 等 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3、2276页。《清议报》第100册“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合刻”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517页。

[19]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325-364页。作者认为：“科学”在汉语中本有“科举之学”的意思，因而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前，用“科学”对译science有一定的障碍，因而常以“格致”指称science。

[20]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4号。

[21] 《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第一号要目豫告》，《新民丛报》1902年第17号。

[22]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绪言》，《新小说》1902年第1号。

[23]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709页。

[24] 广告“理想小说《极乐世界》”，《新民丛报》1903年第27号。

[25] 《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1907年第6期。

[26] 1907年8月11日的《神州日报》。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1303页。到了民国时，这部小说又被《申报》标为“怪异小说”。《新小说》，《申报》1915年11月3日。

[27] 1904年《二十世纪大舞台》第二期为《千年后之世界》所做的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775页。

[28] “新译各种书籍”广告《梦游二十一世纪》，《新民丛报》1903年第30期。

[29] 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梦游二十一世纪》译者“序”，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582、619页。本文所有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

[30] 梁启超未能写出的后续情节构想，可以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上的广告《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中找到。

[31]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见《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38页。

[32] 《世界末日记》，饮冰译，《新小说》1902年第1号。关于梁启超翻译此文的动机，可参见拙文《“爱”在“末日”开花——梁启超与<世界末日记>》，《南方文坛》2016年第6期。

[33] 定一：《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3号。

[34] 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的《车中美人》所附的“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意趣”。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914页。

[35] 邓毓怡：《小说改良会叙例》，《经济丛编》1903年第29号。

[36] 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铁世界》书首包天笑所写的“译余赘言”；1903年10月10日《中外日报》“文明书局特别新书出版”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20、639页。

[37] 1903年2月7日《中外日报》所载“昌明公司出版新书”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70页。

[38] 《论科学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第2期。

[39] “惟我国人叙述笔墨，每至山穷水尽处，辄借神妖怪妄，以为转捩之机轴。西人则不然。彼惟善用科学之真理，以斡旋之……而略无缥渺难信之谈，所以可贵。”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下册，第950页。

[40]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文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Ⅰ》，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353页。

[41]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导言，第97页。

[42] 1909年5月《扬子江小说报》第一期上，“隐梅”评论《神游》时说：“理想小说系空中楼阁，藉虚幻以影射真实，固结构殊难，而佳著亦鲜。……虽寥寥一短篇，凡帝王之尊、权臣之贵、豪商之富、仙佛之乐、禽兽之苦，境随天幻、道与天通……”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1766页。

[43] 1903年上海文明书局《铁世界》书首包天笑所写的“译余赘言”，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20页。

[44] 海天独啸子：《空中飞艇》弁言，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642页。

[45] 鲁迅：《月界旅行·辨言》，《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3-164页。

[46] 松岑：《论写情小说于新社会之关系》，《新小说》第2年第5号。

[47] 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导言，第145、179页。

[48] 李葭荣：《我佛山人传》。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2页。

[49] 吴趼人：《趼呓外编》，《我佛山人文集》第八卷，卢叔度、王维、张纯 校点，广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第259-260、285-286页。

[50] 侠人：《小说丛话》，《新小说》第2年第1号。

[51] 林传甲：《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52] 《读新小说法》，《新世界小说社报》1906年第7期。

[53] 寅半生：《小说闲评》。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992页。

[54] 不过，在他自己所作的科幻戏剧《电球游》中，洪炳文也没有讨论技术问题，因为“若但云制球、行球之法，而不言乘球，是谓之电球学，不可入小说部。故必言乘球，乃合说部之宗旨。”洪炳文：《电球游·例言》，《洪炳文集》，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318页。

[55] 碧荷馆主人：《新纪元》，第438页。

[56] 上海《中外日报》刊载“新小说丛报社征求小说”广告，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1057页。

[57]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1907年第1期。

[58] 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3页。

[59] 《新小说》第2年第1号上侠人的《小说丛话》，第2年第3号上定一的《小说丛话》以及《月月小说》第1年第8号上吴趼人的《杂说》均有类似观点。

[60] 邱炜萲：《小说与民智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第47-48页。

[61] 何负：《小说改良会叙》，《经济丛编》1902年第8号。

[62] 《新书介绍》，《小说林》1908年第10期。

[63] “新七侠五义弁言”，见陈大康：《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第1821页。

[64] 亚东破佛：《双灵魂》。《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406-407页。

[65] 井上圆了：《妖怪学讲义》。见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一卷，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78-279页。

[66] 至今仍有许多评论家完全不认可把凡尔纳当作一名“科幻作家”。亚当·罗伯茨：《科幻小说史》，马小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41页。

[67] 此前，叶永烈、郭建中等研究者曾认为，汉语中“科学幻想小说”一词中的“幻想”，源自对俄语概念的翻译。郭建中进而提出：“科幻小说”不符合Science Fiction的原意，它对1949年之前的“科学小说”一词的替代，“极大地妨碍了这一科学时代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进而主张在今天重新使用“科学小说”这一“正确的译名”。叶永烈：《论科学文艺》，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0年，第93-94页。郭建中：《关于SCIENCE FICTION的翻译问题》，《上海科技翻译》2004年第2期。但据笔者所见，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931年8月15日《当代文艺》第2卷第2期的《大众小说论》一文中，作者“查理斯”就提出了“科学空想小说”的概念。“科学幻想小说”一词的最早出现，则是1946年8月15日《申报》报道《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逝世》，其中引“路透社伦敦十三日电”，称“英国著名科学小说政治作家威尔斯……其一生著作，可分为三个时期，即科学幻想小说、社会小说及乌托邦之著作。”同日，天津《大公报》的《一代文豪威尔斯逝世》一文，也引“中央社伦敦十三日路透电”报道：“威尔斯著有使世界震惊之科学奇想小说，如《空中战争》等。”当时不少报刊都报道了这一消息。因此，“科学幻想小说”一词早在1949年以前就已出现，且很可能在对英语而非俄语的翻译中生成的。当然，“科学幻想小说”最早在期刊上被用于特定小说的标签，可能是1949年8月16日《开明少年》第49期上发表的苏联小说《工程师的失踪》，这确实可能是从俄语中直接翻译过来的。

责任编辑：仲夏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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